▲王晓明在坦桑尼亚进行生物多样性考察。

▲王晓明（左二）与梅林公园筹建办公室同事合影。

▲王晓明（前排左二）到肯尼亚阿布戴尔国家公园做生物多样性调查。

王晓明在工作中。

王晓明

男，浙江省金华人，1961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园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二级），现任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技术委员会主任。历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管理处主任、深圳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总规划师等职位。2007年获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评为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成为深圳市园林绿化专业方面唯一获得此殊荣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口述时间

2019年3月5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会议厅

原标题：

王晓明：用专业知识为深圳园林绿化建设出谋划策

深圳晚报2019年05月06日讯 199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入职深圳市政府城管办，开始踏入园林绿化建设领域。23年间，我先后主持了深圳湾公园建设、莲花山公园南区建设、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绿化工程等多项市级重大工程的建设任务，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深圳园林绿化建设出谋划策。

我最想感谢的是深圳的决策者。他们有魄力、敢闯敢做，在深圳这块寸金寸土的地方上，划出这么多公园与绿道。他们善听意见，对我们提出来的建议持开放的态度。正因如此，我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能为深圳贡献一份力量。

壹

命中注定我要做园林绿化建设这一行。

机缘巧合进了林学院

说起我的童年，还是颇为坎坷。我在浙江省金华市虎鹿镇长大，在我幼时，父亲被划为“右派”，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母亲独自担起重任。所幸我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满分100分的卷子我能考120分，多出来的20多分是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解出相同的题目，是数学老师给予的鼓励加分。所以那时，我的目标是清华、北大。

上了高中后，由于学校规定要学工、学农，每天我们得花上半天时间去劳作，学习时间被压缩了一半。说起来有些惭愧，我父亲是语文老师，但我的语文成绩却一直平平。诸多原因导致我高考失利，我服从分配被派去了浙江林业学院。那时觉得是无奈之举，却不曾想到，未来几十年，我与林学结下不解之缘。

1985年，本科毕业后，我到陕西师大读研，继续钻研林学领域，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教期间，我担心自己会落后而感到压力重重。与妻子商量后，我决心考博。1995年，我取得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导师已经办好手续让我留校工作。然而，已在学校生活多年的我想出去闯荡，于是我拒绝了导师的好意，只身来到深圳。

初到深圳，满是失落

刚到深圳时，我找到一家企业，企业老板见我是博士，担心在他那工作屈才，便将我介绍到了市城管办。

入职市城管办后，我被分配到绿化处。绿化处就在四川大厦旁边的一个小楼里，绿化处主任一听我是博士，反而婉拒了我。在他眼里，种树种草哪需要博士。当时许多人对园林的认识较浅，认为把黄土盖住，种点好看的树就行了。

后来人事处又把我调往莲花山公园管理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报到时间是下午2点，我12点就到了。那时莲花山西边全是荒野，办公楼也是临时搭建的。以前我在学校任教，各方面都不错，来到这里却这么荒凉，我一个人坐在楼道等了两个小时，心中满是失落感。

但这股失落的情绪很快被冲散了。我发现，身边许多同事都与我一样，是来深建设者，大家既朴实，工作又卖力，有着良好的氛围。我每天穿着胶鞋，戴着草帽，又是种树又是挖土，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一天下来，虽然辛苦，但吃得好睡得香。

贰

园林绿化建设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健康。

将梅林公园

打造成保健型公园

2001年，我调任梅林公园管理处主任，负责梅林公园古荔区建设。结合梅林公园用地以山地为主的特点，我提出保护自然景观与适度人文活动相协调的设计理念，将梅林公园建设成为具有保健型功能的公园，这也恰好响应了市政府对于全民健身的号召。

确定设计理念之后，公园里许多细节都是围绕全民健身展开。比如我们会建设登山路和坡道，给市民增加运动难度。配置的树木除了美观，也会考虑其实用性。比如有些树木会自动挥发一些物质，人们在锻炼过程中吸入这些物质，具有保健功能。

为了让保健型公园的理念站住脚跟，我还申请了深圳市科技局的科研项目“岭南园林植物保健型挥发物质生态效应研究”，2002年12月获得批准。后与中山大学合作完成100多种岭南园林植物挥发性物质的检测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形成了总结报告，还获得了2005年度深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另外，为了营造色彩丰富、具有季相变化的浮层混交林结构的生态景观，在植物配置方面，我们在乔、灌和花草的搭配，叶色和花色的搭配以及树种和树型的选择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前后一共用了300多种植物，生物多样性在梅林公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前人们总以为种树种花只是个体力活，但实际上，要规划好一整片区域需要精确的专业知识。比如不同种类树木种在哪里能遮阴，种在哪里能长高都非常有讲究。我跟人事部门领导提出，要在公园里设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时他们都很不解。后来他们看到我做出来的成果，也同意了我的观点。从那以后，每个公园都配备一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建设珠三角绿道网

2010年，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珠三角绿道网规划建设的工作意见》，由此拉开了珠三角绿道网规划建设的序幕。

作为广东省主要城市之一，深圳市也紧接着出台了《深圳市绿道网规划建设总体实施方案》。当时我从梅林公园调到了绿化管理处，与同事一起负责300公里绿道建设。300公里虽然不是很长，但绿道要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郊野，有些还要经过果园和菜地，工程量很大。获得批准之后，我们规划好路线，将工作分配到各个区、街道，一层层落实下去，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选线的时候，我们把“二线关”边防道也纳入了绿道路线。当时“二线关”那条路的石板很古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作为曾经的历史之路，被纳入绿道，也算是深圳绿道的一个文化特色。

同时，我们在建设深圳绿道服务设施时，均采用移动式旧集装箱改造组合建成，这样做既减少了土建工程，又节约了建造成本，还可以根据绿道的运营情况灵活调整服务节点的位置。这种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驿站，每个造价在数千元左右，好一点的一级驿站也不会超过10万元，远低于普通钢筋水泥驿站的造价。

深圳绿道在设计、施工、维护方面，一直坚持保护生态的原则，没有大砍大建，在兴建大量绿道工程时，做到了对生态环境的最低程度的扰动。绿色、低碳理念是深圳绿道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方面的宗旨。

事实上，深圳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园林绿化环境建设，出台了若干政策法规去规范深圳的园林绿化建设。早在1994年，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绿化管理方法》，规定特区城市新建区的绿地面积（含公共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应不低于总面积的50％；改造旧城区时，绿地面积应不低于总面积的30％。

正是这些举措的推动，深圳市如今建成绿道2443公里，公园总数达942个，成为全国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

叁

在其位谋其职。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领导决策提供专业意见。

提建议为工程省下20亿元

除了绿道，深圳湾公园也是由绿化管理处负责筹建。在我们接手前，市规划部门委托美国SWA公司对深圳湾公园进行了规划设计。因为深圳湾公园与香港隔海相望，香港那边是山，于是他们想对应香港山脉的高度，将深圳湾公园也填高。

这个规划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都有些震惊。如果按照对方的要求高度填土，最高得有18米，填土量很大，至少得花4亿元。另外最高18米的填土，放坡的边坡就得跨越滨海大道内侧，做好的绿化带也会被破坏。

为了这种想法，我跟几个同事买了一些气球，将气球挂在深圳湾公园的路边，气球的高度对应对方设计填土的高度。挂好后，我便邀请相关领导来到现场。

领导看了之后，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阐述了背后的缘由。同时向市领导建议，不用填土，只需将现有的绿化带改造梳理一下，就可以纳入公园里了。

同时，A区桥头那个地方本来要做软基处理填海，软基处理就是建筑之前如果地基不够坚固，为防止建筑后地基下沉拉裂造成建筑物不稳定等事故，需对软地基进行处理，使其沉降变得足够坚固，提高软地基的固结度和稳定性至设计的要求的过程。但软基处理成本非常大，要耗费12亿元，因为海洋里边淤泥是很浮软的，得进行很工程化的一个软基处理。于是我跟领导反馈，因为如今公园暂时不建楼，就让其自然沉降十几年，如果之后公园里要建设配套建筑再来做软基处理。

当时市领导很开明，经过多方讨论，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也为工程省下将近20个亿。

用科研成果为深圳

园林绿化建设提供支撑

尽管我长年在基层工作，但我并未放弃园林绿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力求为深圳园林绿化实践工作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

从1997年任园林高级工程师以来，我共完成专题研究报告5个、学术论文32篇。我先后组织过“深圳市暖季型草坪杂草化学防治”“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生态资源调查及环境评估”和“深圳市梅林公园、围岭公园生态资源调查及环境评估”“深圳市梅林山郊野公园植被类型与特色植物资源及其生态景观调查与评估”“深圳市银湖山郊野公园植被类型与特色植物资源及其生态景观调查与评估”等研究课题，科研成果已在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得以应用。

2012年，我调任深圳市中科院仙湖植物园管理处主任，在那几年里，我也极力推动植物园的科研发展。

植物园不仅仅是市民散步休闲的地方，它还有科研科普、引种保育的职能。在科研上，我和同事合作，在《Nature Plant》等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引种保育方面，我们和台湾的一些专家合作，把他们的模式复制过来运用到了仙湖植物园。

2018年，我退休了。回顾过去的23年，我参与了多项重大工程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深圳园林绿化建设出谋划策，为深圳贡献了一份力量。（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康铭祥）